青岛旅游业有多大利润，青岛旅游业一年能赚多少

青岛旅游A 2024-07-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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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录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多大政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旅游企业排名的水有多深一、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多大青岛附近旅游开封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已经名不虚传！在开封东区采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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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多大
政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旅游企业排名的水有多深

一、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有多大青岛附近旅游

开封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已经名不虚传！在开封东区采访过程中，说起开封辉煌的工业史，老人说起当年“俺厂”这话题都很兴奋，他们会掰着手指说起开封产品的诸多河南省第一：河南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电冰箱、第一根火腿肠、第一辆自行车和第一台缝纫机等，这些都是开封生产的。

开封工业得益于国家在“一五”、“二五”时期的投资，机械厂、化肥厂、仪表厂、火电厂、制药厂等大型企业是“一五”时期投资的，空分厂、阀门厂、拖电厂、无线电厂、玻璃厂、毛纺厂等企业是“二五”时期投资的，国家的持续支持奠定了开封雄厚的工业基础，使开封由一个消费城市一跃成为河南省的重要工业基地。

不可否认，开封工业为共和国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面对民营经济的竞争，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开封工业放慢了发展步伐，有些企业甚至销声匿迹了。这种状况让人扼腕叹息。

“您知道开封拖拉机电机电器厂吗？”5月15日，记者来到汴京路东段蔚蓝加州小区，市民李女士带着儿子在小区散步，面对提问，李女士一脸迷惑。当记者告诉她这个小区就建在原开封拖拉机电机电器厂厂址时，她恍然大悟。原开封拖拉机电机电器厂曾经是原机械工业部大型企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拖拉机、内燃机电机电器制造专业化企业。河南省汽车拖拉机电器质量检测监督中心也曾设在该厂，主要产品多次荣获部、省优产品，并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授予“首批汽车零部件推荐商品”称号。

原开封柴油机厂拥有国内先进的柴油机生产技术。1970年至1985年，该厂生产的开封牌X195型12马力柴油机超过10万台、K1100型15马力柴油机超过1万多台，远销山东、河北、内蒙古、青海等地。如今，企业的痕迹再也看不到了，多栋商品房拔地而起。

新曹路的宏达·东方花园小区、劳动路的东方风情小区曾经分别是原开封无线电一厂、原开封光学仪器厂厂区。新曹路开封轴承有限公司门外公司的牌子还挂着，同样在大门外悬挂的“绿色达标单位”牌子似乎在诉说着该厂曾经的兴旺，

如今铁门紧闭，一块写有“拆迁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挂在门外。在原开封博达电机厂建筑工地，工人正在忙碌地建设高层、小高层……

这仅仅是我市东区重工业区的几个“镜头”，在我市其他区域也有曾经的工业企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原玻璃总厂、原火柴厂等。人们为住上新房而高兴，老人看着他们年轻时经营的企业即将消失而扼腕叹息。

老厂区变成住宅小区，老工业的痕迹渐渐被抹去。虽然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现实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

房地产开发商为何看中这些老企业？国家保护耕地，红线不可逾越，在土地供应日趋紧张的今天，旧的工业厂址往往面积庞大、地块整齐，除了解决职工安置外，又不涉及太多房屋征收事宜，能够保证开发收益，是做房地产开发非常理想的用地。采访中，一位房地产企业老总谈了他的看法。

保护和开发是一个矛盾体。目前，在我市市民对住宅的需求仍然是刚性的青岛旅游旺季。老厂区空置多年，也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有的企业职工吃饭和安置都出现难题。城市发展又急需解决住房问题，把大面积厂房拆了建住宅，除了赚钱，更能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

年头不长，不是历史文物，都难以立法保护，但是又具有文物的属性，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要不要保护工业遗产、工业遗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时间是不可逆转的，今天发生的事情注定在明天会成为历史。与年代久远的历史文物相比，工业遗迹保护有价值吗？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无论城市落后与先进，将来一定会经历工业化阶段。工业遗迹是工业化进程中留下的痕迹，对其进行保护同样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历史轨迹。

开封是老工业基地城市，我市近年工业崛起的步伐加快，新兴工业蓬勃发展。但是，一些老工业企业退出市场后，随着企业实体的消失，其历史就仅能存在于志书上了。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将来子孙后代即使进行修旧的开发，其价值也难以和保留下来的同日而语，也不会如原来的好。存在于书本上是一回事，存在于现实中岂不更有意义？“老工业基地”的痕迹不能完全抹去！

去年5月17日上午，《开封日报》“圆梦大中原”中原经济区18城市发展行采访组来到古都洛阳，参观洛阳市涧西工业遗产街区，那里的苏联工业风格建筑及苏式建筑和中国一拖等国家“一五”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洛阳市涧西工业遗产街区以中国一拖主厂区、广场和广场前中轴线为核心，有大量前苏联在洛阳援建重点工程时建造的厂房和生活区，包括大量的苏式厂房、设备、总装线和苏式居民区，至今仍真实的、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洛阳也是老工业基地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老企业也在消失。

围绕工业记忆，洛阳市成功开发出了目前已经拥有10多个工业旅游景点的“东方红工业旅游”景区，还建设了全方位展示农耕文化及工业化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

《洛阳日报》同仁自豪地说，涧西工业遗产街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遗产的特点，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物质遗存和城市记忆，是新中国城市工业化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情感价值。“东方红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国家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涧西工业遗产街区也与2011年成功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东方红工业游”也成为洛阳工业旅游的龙头品牌，被媒体誉为洛阳旅游的新名片。

留下工业记忆，洛阳不但开发了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也升华了其文化价值，同时也为工业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资金来源。

3月13日，《开封日报》“副中心城市建设经验新闻调查全国行”采访组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我们参观了青岛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中国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是“青岛啤酒工业游”的主要线路。该馆设立在青岛啤酒百年前的老厂房之内，以青岛啤酒的百年历程及工艺流程为主线，浓缩了中国啤酒工业及青岛啤酒的发展史，集文化历史、生产工艺流程、啤酒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具备了旅游的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等特点。该博物馆共分百年历史和文化、啤酒生产流水线、多功能娱乐区3个参观游览区域。在该博物馆内，游客不但可以了解啤酒生产的全过程，还可以品尝啤酒原料大麦、喝到热的纯生啤酒，还能在“醉酒屋”体验“醉酒”的真实感觉。

体验工业遗产的时代记忆，感受现代工业的独特魅力。精明的青岛人把“工业游”办得富有魅力、别具一格。如今，“青岛啤酒工业游”年客流量超过60万人次，在旅游旺季，平均每月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每年创利润超过1000万元。

的确，我们必须用审慎的态度对待先辈人给我们这座城市留下的一草一木。宁波人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也异常重视，他们把旧城改造中的破砖烂瓦当成了宝贝，并且用在了宁波博物馆的建设中。3月19日，《开封日报》“副中心城市建设经验新闻调查全国行”采访组来到宁波，宁波博物馆特殊的建设理念吸引了我们。这座建筑与2008年的新建筑，除了设计新潮之外，外表却像一个老古董。宁波博物馆外墙由“瓦爿墙”和“竹条模板混凝土”混合构建而成。“瓦爿墙”使用了上百万块宁波城市拆迁中回收的历代旧砖瓦，墙壁上就是古老街巷就是近代建筑，使宁波博物馆外观就凝聚了城市历史，本身就成为历史展品。

陪同的宁波市文化部门同志说，文化是城市的根和脉，一块砖一片瓦都是宁波先人馈赠给我们的幸运礼物，是地域文化经过历史风雨洗礼后留下来的不熄薪火，是我们每个人的情感追忆、价值寻求和审美寄托。宁波博物馆的古朴风格，让后人从一块砖一片瓦中找回记忆，寻找生于斯、长于斯的令人梦牵魂绕的回家之路。

我们的老工业遗产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有不少东西仍然存在着。开化社区的“窑洞房”就很独特。

自宋门沿新宋路东走，走到益农中街南口北拐，就可以看到一排低矮的窑洞式建筑。这些都市里的“窑洞”被那一带的居民称为“窑洞房”。

5月14日上午，记者探访“窑洞房”。

顺着狭窄的街道往里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窑洞房”，这里一间一间“窑洞房”靠半米厚的砖墙相连，从上到下都是红砖，房檐一律是拱形，门窗破旧，甚至有的房由于很久没有人住了，已经没有门窗了。爬上房顶，一眼望去，“窑洞房”如同滚动的波浪，蔚为壮观。如果没有夹杂其间的低矮起脊房，这里应该算是我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算什么奇迹？阴暗潮湿，简直没法住人了。”72岁的孙克兰见记者对这些老房子感兴趣，和记者搭话，聊了起来，并把记者领进她家的“窑洞房”内，房顶最高处有2.5米左右，宽2米多，长3米左右，仅有的一扇窗户和门在一个方向，所以房间内空气不能对流。房顶和墙壁是沙灰粉刷的，用手摸一下就会掉土。墙壁是砖砌的，拱形房顶也是用砖砌的，整间房竟然没有用钢筋。由于没有房梁、檩条什么的，所以除了门窗外，整间房也没有用什么木料。

“要说‘窑洞房’，可有些年头了。”今年80多岁的梁秀兰说，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化肥厂初建时建的，那时国家投资建设开封化肥厂，由于物质紧缺，钢筋木料都用在厂房车间建设上了。建设者总得有地方住，大家利用开封黏土多的优势，只用砖和砂土、白灰建设了这些“窑洞房”。

在曲曲折折的“窑洞房”区转一圈，记者发现多数房子空置着。在交谈中，大家表达出对这些古董房子的浓厚感情。那时候，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年代，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开展了大跃进大建设。工人思想单纯，谁也不会计较吃什么住哪里，大家不分昼夜地干，只想把企业尽快建设好。虽然生活苦点，大家喊着号子干活，唱着歌儿生活，回想起来内心充满甜蜜。

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开化有了生活区，工人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但是“窑洞房”仍有一些老住户。近些年，“窑洞房”被列为危房，房子开始渗水，下雨屋内也会进水，居民不得不在门口堆上土堆防水。年轻人嫌这里条件差，或买房或租房，“逃离”了“窑洞房”，

在开化社区，工作人员说起“窑洞房”来，都唏嘘不已，为什么？居住条件太差了。“窑洞房”区户籍人口有140多户，房子属于单位公房。开化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云拿出一沓居民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信，说居民在呼吁拆迁。

在互联网上网友对此也有议论，他们说，“窑洞房”已经陪伴几代开化人走过了50多个春夏秋冬，见证了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见证了老一代建设者为国家工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窑洞房”承载了许多珍贵的时代信息，蕴藏了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是老一代建设者留给后代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开化的建设时期，正是国家加大对开封发展支持的时期，以开化为代表的众多企业形成了开封东区重工业区，“窑洞房”是我市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值得珍惜。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独特产物，记录着人类穴居的历史。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大多已经不住窑洞了，一些窑洞就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被称为中国黄土建筑之奇迹、人类居住史的“活化石”。“窑洞房”产生于建国初期的特殊时期，在我国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也曾经出现过，但是由于当地旧城改造力度大，“窑洞房”多随之消失了。开封这片集中相连的都市区“窑洞房”已经很少见了，有网友建议保留下来。

然而，居民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这些记录着开封工业史甚至共和国工业史的房子又该如何处置？需要各个方面统筹考虑才好。

我市要建设经济文化强市，大力开展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对近代工业遗迹、遗产的保护也亟待上升到一定层面。

文化遗产能够增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同样也能凝聚和振奋一座城市的民心和精神。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开封积累了大量老工业遗存。这些老企业建筑、设备纪录着当年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场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是这座城市新的历史内涵，应该是一笔宝贵财富。如果未经选择地予以拆除，就会在删除掉城市物化的历史记忆，终将会留下遗憾。

外地经验说明，认识老工业的文化价值，建设工业博物馆，合理予以开发，形成新的旅游项目，不但可以保证城市工业文化的延续，还可以丰富我市旅游产业项目。就工业产品来说，每一个“河南第一”背后都是一个故事，目前还有一些老企业产品存在于民间，如若现在搜集还来得及。我市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企业水塔、领袖塑像、铁路支线等，这些都富有文化内涵，并值得未来人品味。

然而，目前国内工业遗产的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老厂区都留下来是不可能的，哪些企业、建筑应该保护，没有判定标准。另外一个关键点是保护主体问题，企业经营尚可，可以由企业进行保护，但是对那些已经破产的企业，谁来出资保护？

工业文明是开封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市老工业基地所独有的，是别的新兴城市所缺少的。挖掘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保留老工业基地记忆，需要大家统一认识，敢于尝试。这项工作，政府可以做，企业可以做，也可以市场化运作。但是，要根据客观实际统筹考虑来做。

二、政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名称的合法性：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在中国无论是官方和学术研究主流均未获得承认。目前普遍所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主要原因应与政治性质有关，在马克思的理论范畴中，阶级与政治是密切相连的。中产阶级在英文中也称为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颇有冲突。而不少学术界人士则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时间很短、数量有限，远不能称之为阶级。所以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多的变成学者争议、媒体炒作和国外学者研究概念。

---消费文化、尤其是阶层的消费文化在中国是否已形成。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依照大多数学者们的看法，消费文化是伴随着消费社会而出现、后现代社会或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而中国目前仍处于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过程，某些区域甚至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现代化阶段。是否开始出现消费社会倾向，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倾向是否浮现？不少学者对此仍持否定态度。此时提出并研究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似乎为时过早。

---中国正处在社会分层的活跃期，中产阶级经济成本低廉（国际水平的横向比较），消费文化的构成与边界还相当模糊。这既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或许如同其经济发展奇迹，呈现超常规的特征（基本背景是政治与政策上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扼杀局面。若中国的领导层能够向亚洲其他新兴国家那样，对中产阶级采取扶持倾斜政策，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会出现更快的格局。从中共16大以来，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倾斜的趋势开始逐步显现）。也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阶层特征尚不明朗，这更增加了阶层群体文化的研究难度。

笔者在此将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特定的阶层提出来，并非想赶文字的时髦；而将焦点聚集在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消费文化上，也不是主观臆想的方式。而是基于以下的两个基本预设。

---中国社会将会沿着三级社会的路向发展，中产阶级在中国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并将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主要影响力量。青岛邮轮旅游

---在全球化和外来消费文化（特别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新的消费文化正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将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引导主体。

一、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1、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普遍的看法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虽然这个观点仍存在争议。但社会的中间阶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能称之为阶级，的确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顺着历史的主线探索，中产阶级在中国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晚期，伴随资本主义在晚清封建社会的萌芽、外国势力与新文化思想的引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即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浮现。以下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早期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和1898年的戊戌维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缓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社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到19世纪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清政府放宽民间办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维新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满清政府在面临一系列内外压力下，因光绪皇帝的支持，由梁启超、谭治酮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外国势力进入与新文化思潮的形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西方经济、文化、宗教势力进入，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外资雇员。1845年，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同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机械采煤、发电、棉布、卷烟均在50%以上；而金融业外国银行的总资本，包括总行在国外与设在中国境内的，则相当于中国银行总资本的3.3倍。

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的同时，文化、宗教入侵也在进行。一部分外国哲学、文化、科学技术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并慢慢地从学术圈向社会扩散。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新文化思潮的形成有很大的启蒙作用，并催生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出现教授、编辑、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律师等新兴职业。

三是工业化的萌芽与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培育。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新式工厂已达3100余家，产值占整个手工业的25%，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10%左右。同时，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青岛大连旅游

早期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杂业主、富农（农村）

◎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无业者与游民

早期中产阶级的消费举止与消费文化

人们对‘文化’、‘消费文化’的理解一直存在许多分歧。在这里，笔者选择了一种能在许多学者研究论述中发现的看法。消费文化是引导和约束消费者消费行为与偏好的文化规范。人们的消费举止主要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它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第一种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第二种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辩析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有关这些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在消费与文化研究学者们的论述中发现。

“文化举止研究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创造行为举止的规范，因此，在文化与消费举止方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实联系。（汉姆特.斯威特；迪安娜.祖拉第;1998，第6-7页）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状况，是我们所穿、所听、所看、所吃，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与别人的关系”（魏立思；1977，第184-85页）。

“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消费文化诚如它一贯的承诺，能更明显地养成人们的个性与他人的差异”（费瑟斯通；1991，第87页）。

“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与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鲍得里亚；1998，序言）。

道格拉斯和伊斯伍德认为，任何对物品的选择本身，都是文化的结果，也就造就了文化。人们透过消费与其他消费者沟通，而这些文化消费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构成了文化的创制。这个系统根本的基础与意义来源，以及消费文化所要真正传达的，乃是一个潜藏的认知秩序（1996，第52-68页）。

对布迪厄来说，在商品文化中的品位是一种阶级标志。（费瑟斯通；1991:第88页）；布迪厄的研究指出‘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的区分和差异’（史都瑞；2001，第59页）。

不少学者认为，消费文化是伴随消费社会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当鲍得里亚创建性地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消费文化亦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费瑟斯通，1991，第113页）

在此笔者想提出争议的是，消费文化‘指出商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使‘商品作为一种中心元素去解释我们的社会’（费瑟斯通: 1991，第1998页），重构人们的消费行为准则，大规模的商品消费是其必要的基础。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引导与约束消费行为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取向，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它应该是自从有了商品交易行为和社会群体以后便开始逐步形成，如同商业文化一样。由此，中国早期中产阶级亦有其消费文化的萌芽。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文化发展与消费模式看，两大因素对其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从文化的根基看，中国传统的消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消费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弹性、中庸、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信誉、义气与信任关系高于契约，尊重历史沿革规则等是儒家商业文化的特征。

二是从形成的环境看，中国长期以来是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下，节俭实用的思想与勤俭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消费需要与欲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其中当然也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存在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模式，但毕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并不构成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仍是当时主要的经济特征。从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看，传统的节俭实用、满足生存基本需要的消费模式仍为主流。但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在当时的中上阶层出现。

如留声机、自鸣钟、电影、霓虹灯、火车、电报、机动车等新技术产品的出现，商业与娱乐方式的变化；广告和时尚杂志的出现，从时间、空间、感官、概念上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电影院、歌舞厅、咖啡厅等消费场所开始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沿海城市出现，有一定经济能力又追求新鲜感的人开始通过这些与传统中国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品位。如民国时期，上海、广州、青岛等地中上阶层建造的深受西方建筑风格影响的花园别墅；一批面向知识人群的报刊杂志书籍的流行；城市中产人群开始以看电影、喝咖啡、品尝西餐、穿西装、举行西式婚礼、舞会等形式展开社交活动，并形成不同群体的社交场域。30年代的日历上所出现的身着传统旗袍玩高尔夫的时髦女性图片（Karl.Genth;1966）。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大中城市已形成一定的消费水平和规模，文化消费、休闲消费方式在当时社会中上层开始流行。

在中国中产阶级萌生的早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数量有限，严格意义上尚不能称之为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更为准确些。这一阶层的消费方式与文化尚在培育形成阶段，处于传统的中国消费文化为主体，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刚刚侵入并缓慢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中国首先接触和接受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阶层，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阶层产生反‘传统’的倾向，乐意采纳现代和西方消费方式以显示‘新潮’，迎合中国当时的变革背景。严格意义上分析早期中产阶级还未形成阶层文化特征，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这一阶层的文化开始形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1949年以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中产阶级与其消费文化很快夭折。

2、去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的消亡期（1949—1978）

1949-1978是一个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去阶层化”阶段，在这一段时期，中国的阶级分隔在财产、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含义上是比较模糊的，在政治含义上则相当清晰，明显的区分为无产阶级与（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在这一段时期中国是处于一种无阶级社会状态，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去阶层化’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因此，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领导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运动与措施来实现建立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使得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等作为一个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结构是：工人、农民、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与军人。

社会经济制度取向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给者。生活必需品通过政府发放票证实行定量配给，整个社会基本是处于一种商品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状态。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取向是国有（公有）和集体所有制，私有经济基本不复存在。

从社会制度结构看，中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制度，这一制度通过职业与单位、农村与城市的不同分野地界定了社会成员身份。由于户籍、单位制度的限制，社会处于低流动的高封闭状态，社会成员身份的改变亦相当困难。主要的变更渠道是参军（并在一定年限后取得了干部身份）、招工和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基本属于精英教育，能够进入的人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状况，从阶级等级的角度看，主要的界定是人们的政治身份，两大分野：无产阶级（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作为联盟的农民和其他身份的社会阶层）；资产阶级（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军阀等，统称：地、富、反、坏、右），但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

从财产与收入结构看，中国当时的收入差异较小，私有财产被排弃，除薪水外，基本没有其他来源，大多数人处于‘平均人’的消费状态（卢汉龙；2000，10），因此经济分层差异不大。

综合因素看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位于上层的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当时的划分标准，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人是3级）。这一阶层基本属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享有较好的住房、电话、交通工具、医疗保健、疗养、公务旅游等消费生活服务。但自主消费能力和消费的空间很小。

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是党政军中层领导干部（行政级别14-22级）；知识分子；企业领导人；高级技工等。中间阶层的工资月收入大约是在56元—180元之间。

下层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不同行业的低层职员等，是中国社会占比重最大的主要阶层。

而位于社会底层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敌人，称为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组合；无业游民等。

整个中国社会收入的相对微薄导致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层和一部分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上层）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基本消费模式。社会收入的平均化也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平均化，卢汉龙的研究中曾指出的‘大众化’的消费模式与消费平均主义：绝大多数居民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平时一样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周日一样的呆在家里洗衣服或走亲戚。（2000，第13页）

供给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导致市场选择的缺乏、消费空间的狭窄与单调。公共娱乐匮缺，旅游、住宅电话、私人汽车都是与职务相联系的高级奢侈消费，电影院、公园和简陋的饭店是人们主要的休闲场所。即使是当时社会的相对富裕阶层（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能够消费的产品十分有限。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作为家庭主要大件耐用消费品显示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分层，按照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看，购买一个‘大件’需要全家好几年的积蓄。因此能够首先拥有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往往是收入或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阶层’。而住房、电话、汽车等‘奢侈’消费品的拥有也是当时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然而，这一类的‘奢侈’消费产品基本都未进入消费市场，作为国家分配与控制品主要与这类消费者的政治地位和行政级别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政治地位与职业和行政职别的分类群体。在消费欲望与需求受到很大约束的短缺经济状态下，社会的中间阶层除了生活消费稍微宽余以外，其消费行为与品位与大众并无区别，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的消费观念。用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积累并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的观点看（布迪厄等），能与消费行为有所联系的只是政治资本和一定限度的社会资本，经济、文化资本与消费行为的联系相当微弱。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产阶级得以在中国重新成长并迅速发展。从回顾的角度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一是逐步接纳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并逐步接纳财产的私有化；二是使中国经济逐步纳入全球化的轨道。这一政策取向使原有的国家垄断与配置资源的制度发生变化，多元的资源配置体系导致资产拥有者发生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形成，直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培育。在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迁，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消费广度与自由度急剧扩大。正如戴慧思等所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003，第7页）。伴随着市场化与消费的迅速膨胀，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中国逐步显现，在社会的大变动中，新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也正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

二、从‘新富阶层’到中产阶级—阶层与消费文化的新变迁

从1978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结构处于大的动荡和调整阶段，社会阶层迅速分化，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被培育并日益壮大。依笔者所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2年旧中间阶层/新富阶层（这一阶段衍生的中间阶层是否能称为中产阶级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若从社会学分层角度，即经济、教育、文化综合因素考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能列入中产阶级框架。但若从经济学分层意义看，即收入与消费角度考量，他们又是现代中国最早进入中间阶层的群体）。二是1993年以来至今形成的新中间阶层，是比较符合中产阶级基本定义的社会群体。这样的划分，一方面切合本文的特点，从历史的主线探索中国中产阶级及其消费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纵向沿革体系；另一方面，新富阶层作为现代中国中产阶级形成阶段的特殊产物，是不应该被忽略或全面否定的群体。

1、‘新富阶层’被培育（1978-1992）

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政策逐步转变，尤其是所有制的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从政策变动轨迹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政策的变动直接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由于当时个体户的名称并不好听，所以能在国营、集体单位发展的人不会选择这一行业。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和在原有在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职人员、乡镇农民等构成了个体、私营主流。

同时，共产党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以此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在当时深刻触动人们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税收、行业经营与管理都存在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使得经营制度弹性、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甚至是政策间隙与漏洞，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成为新富阶层。从1978年到1992年，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的中国衍生了大量的新富阶层。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拥有一定权利的干部◎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经纪人、各类明星◎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

细分中国‘新富’阶层，基本分属三大类型：

一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是‘新富’阶层所占比重最大的群体。这部分人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大多处于底层，属于社会外缘与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体力经济精英）。他们因最早与市场相结合，从而在市场体系下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这部分人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类型的新富，其财富的积累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靠勤奋、节俭起家，并较好的把握政策与市场的机遇，由小至大逐步实现财富积累。如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兄弟就是靠养鸡起家。另一种是依赖法律与政策的不完善，在法律盲点或不合法的渠道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财富敛聚。

二是有一定权利的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各类经纪人、各类明星。大约应占‘新富’阶层比重的20%--25%左右。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比较复杂。1993年以前，中国干部（包括国有、集体企业老总们）的薪水差距还是很小。按照正常的收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只能略高于比一般民众，但远够不上新富阶层（当时社会对新富的评价标准是80年代前、中期的万元户，末期的10万元户；90年代上半期的百万元户）。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资源控制模式，这样分权—控权的不断转换使握有一定实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人，某些特殊管理部门的职员，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可以实现权力、资源与钱财的交换，透过‘寻租行为’聚敛财富。同样，一些身在短缺资源行业的职员也能利用其行业的‘强式地位’实现资源与金钱的交换，迅速暴富。

三是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共产党至创建以来一直未采用过市场模式（延安时代直到解放初期的供给制；统一政权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制度构建、管理、法律与税收制度的均处于薄弱混乱状态。这就使得许多人可以钻政策与法律的漏洞，通过走私、诈骗、毒品交易、盗版、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获取高额非正当利润。这种现象至今也还存在，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总有人不惜代价的冒险，只是今天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并在逐步完善制度构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暴富的机会已不那么容易。

早期的新富阶层大都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属于文化资本贫乏的群体。由于自身与社会的多种综合因素，他们的财富来源与社会地位基本不被社会认可，用韦伯的‘收入、权利、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考量，新富阶层的财富、权利与声望处于脱节状态。中国的民众与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富’阶层不能称为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的财富根基大多不是来源于正当渠道，可能会因为制度与法律的完善而失去中产的地位与财富。新富阶层的后两类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状况。而第一类群体则与19世纪西方国家由小店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为主体构成旧中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类似。只是中国20多年的迅速发展将多种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集中和浓缩在这一特定的发展时期，制度构建又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从而使得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合法与灰色特征更加明显。青岛旅游淡季

因此，人们的这种心理一部分是基于新富阶层中某些群体的财富积累过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的财富积累大都是在特权与奸诈的基础上形成，加上财富平均化时期对‘富’的不断打压。使人们对富裕的方式普遍有一种定势的认同有关。

2．中产阶级的形成（1993年以后）

1993年以来，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形成与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与共产党的政策密切关联，并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成长。而中国共产党14大所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说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扫除了障碍。

1989-1991年，在政治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谷。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张。同年10月，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全面确立市场经济框架，并将中国所有制形式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形式修订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形式。私有产权在政治上得到认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第二轮高潮。

1993年以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企业、技术的力度，大批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进入。使得就业群体中在外资企业服务的‘白领’职员迅速递增。

在政策的鼓励下，大批拥有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高学历者纷纷下海经商，同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拍卖、租赁过程中转变为私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构成不再是社会边缘群体，群体形象与素质不断改善。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总人数从1989年的21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395万人。

中央政府数次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机构人员（包括研究院与高校）的工资收入，使这一阶层有条件跨入中等收入阶层。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服务产业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服务不断改善，新兴行业与新职业人规模不断扩大。

细分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分属五大类型：

一是白领阶层。包括经理；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有和其他形式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特殊垄断行业（金融保险、电信等）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和雇员。

二是中、小规模企业的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是经济资本相对雄厚的群体。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国有、合资等企业的承包经营者。

三是一定层次的政府官员（政治精英），?/ca>

三、中国旅游企业排名的水有多深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所谓“中国旅游集团20强”又发布了，这个榜单由国家级“权威”中国旅游研究院背书，本应成为业内企业无比的荣誉。可每次发布后，总免不了沦为业内人士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次的20强评选更有点特别，笔者数了数变成28家了，差点以为自己数学没学好。

评选标准也很是有趣，据称入选标准是“根据企业申报、诚信背书的原则，共上报40余家旅游集团数据，根据营业收入这一单项指标，共有28家企业入围”。

座次顺序是按照这个标准：“20强集团排名不分先后，具体按先中央后地方的原则排列。中央企业按国资委对央企排序进行排列；地方企业根据注册地，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时地方先后顺序排列，同一省市按照先国有后民营，国有或民营中按照营业收入规模排列。”

换而言之，这个20强标准是：入选是靠申报收入，却无核实；座次是看级别，而非强弱。这确实是一个行业排名的创新。

笔者私以为行业榜单的入选和排名，是一个行业对强者的判断标准，不仅会影响到业内价值观、发展观，更会影响到外部投资者对此行业营商环境的评判。

是时候该正本清源了。景鉴智库2020年的年末企划，将首次以文旅行业内各企业真实的旅游经营业绩进行梳理和排名，并对全部数据和分析依据进行公开，以保证专业性和客观性。由于初次尝试，且旅企中上市企业较少，数据采集可能会出现疏漏，请业内同仁和相关企业多多指正。

第一章对标国际，契合行业，设定公允的评价标准

一、对标，国际知名企业排名的依据标准

全球最知名、最常见的企业排名首推“世界500强”。每年美国3大商业杂志《财富》 FORTUNE、《福布斯》Forbes和《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都要给全球大企业排座次。《财富》、《金融时报》和《福布斯》的排行榜都叫“世界500强”；而《商业周刊》则较多一些，达到了1000家。

《财富》世界500强资格最老，始创于1954年，以销售收入为依据进行排名，比较重视企业规模；

《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分别从1998年和1997年开始发榜，更注重公司在证券市场中的表现，把企业市值作为排名依据；

《福布斯》则以年销售收入、利润、总资产和市值的综合评分为依据。

我们可以发现，不管采用哪种排名方法，既然是排名，就必有先后。而且排名的标准和数据依据是公开的、经得起检视的，所有的榜单后面都注明了作为依据的经营数据。榜单也没有参评和不参评之说，不可能因为企业来参评给好处就上榜，企业不参评不勾兑就不上榜。数据获取和辨别靠的是专业研究能力，而不是以所谓“诚信背书”的申报，就如没有任何一个富豪会把自己的真实财富去向福布斯富豪榜申报。

但凡国际上有点知名度的排名，它的权威并非来自于所谓“官方”背书和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是来自于发布机构的专业和严谨，以及长年以来的坚持。

二、去除迷雾，还原真实的行业数据评价标准

既然是旅游企业的排名，不管以哪种排名方式，都应该以旅游收入和效益作为基本数据依据。由于行业快速发展的现状，有很多大型企业集团跨界进入旅游行业，传统旅游企业也多有涉及房地产、免税等其他业务的，所以单从企业整体的报表收益很难作为评判依据。

笔者认为，评判的依据应该简单直接，只有旅游行为产生的直接收益才是旅游收益。

也就是说，文旅地产虽然造在乐园、景区的边上，但它依然是地产，显然卖房子的收入不能作为旅游收入。同理，免税城依然是商业购物，即使落位是在旅游目的地三亚，卖奢侈品和香化的收入也不能作为旅游收入。对酒店来说，只有度假酒店，因为它是作为旅游目的本身的一部分，应该是旅游收入；而普通的城市酒店，那只是城市的住宿业态，无法区分是游客住宿、情侣开房、还是商务出差住宿，所以只能排除在外。机票、火车票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不少企业的报表会把不同业务的收入混而一谈，营造注重文旅、淡化地产的假象，这就需要数据分析进行去伪存真。

我认为光“虚胖”是无用的。对于一个企业在旅游行业地位的评价，不仅要看它的旅游收入和资产，更要注重利润。一个收入庞大，却微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只能说它经营是失败的，对行业没有任何示范作用。

另外不同的收入之间的可比性较差，这是旅游行业的一个特殊性。一般来说旅行社行业收入规模较高，但毛利很低，净利往往在盈亏之间。而经营景区、乐园、度假村等旅游项目获得的收入规模相对较低，但毛利较高，也有一定的净利润。

因此，在旅游行业仅以收入来判断强弱是非常偏颇的，榜单的评价基准应双重考量收入和利润，兼顾其他经营指标。因此我比较倾向于类似福布斯500强榜单标准，以收入和利润的综合评价为依据。

第二章大型国有文旅开发企业评价

传统的旅游行业三大央企：中国旅游集团、华侨城、中青旅，行政级别高、资产规模大，理应是引领行业的支柱，就先从这三家说起。

作为中国最红最专的国字号旅游集团，中国旅游集团经营业务非常广泛，从旅行社、景区等传统旅游业务，到免税、酒店、金融等更赚钱的其他业务。其上市板块——中国中免由中国国旅更名而来，并于2019年1月把“虚胖”的国旅总社的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专注于毛利率水平较高的免税品零售市场，获得了市值的腾飞。

所以上市公司报表显然无法体现这个业务庞大的综合性集团的整体业务情况。好在景鉴智库依然可以获取整个中国旅游集团的经过审计的合并报表。

其中旅游服务收入主要为旅行社开展的票务、出境和入境业务、国内业务和签证服务等构成，运营主体主要包括下属中旅总社、中国中旅、国旅总社、招商国际系列等。景区收入主要包含深圳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嵩山少林寺、珠海海泉湾、青岛海泉湾、宁夏沙坡头等项目的景区门票业务收入。

这两项纯粹的旅游收入合计约218亿元，占集团总收入的27%。

而所谓旅游零售收入约477亿元，毛利达49%，占集团总收入的59%。垄断性免税品销售确实非常暴利。

在酒店运营收入方面，旗下仅港中旅酒店就拥有独资、合资、委托管理以及第三方管理和租赁的酒店近140家，客房约30,000间。自有品牌包括“维景国际”、“维景”、“睿景”、“旅居”四个城市酒店品牌。另有少量度假酒店，比如安吉的ClubMed joyview、中卫沙坡头的星星酒店等，但占比很小，财报中也并未独立核算，无法将这部分收入加入旅游收入，稍有缺憾，但数据总体影响很小。

点评：一个完全靠垄断性暴利免税品销售支撑的国字号旅游集团。纯旅游收入占比一般，毛利较低，净利微薄。从收入金额来看，中国旅游集团无疑在旅游行业的第一梯队，但在旅游板块除了行政级别外，缺乏核心竞争力，收入质量有待提高。

同为央企的华侨城集团资产规模远大于中国旅游集团，经营业务也更为庞杂，旗下控股的上市公司有三家，分别是华侨城股份47.01%、康佳集团21.75%、云南旅游18.14%。显然拆分出其中的旅游收入也是必须的。

详阅华侨城集团或华侨城A的财报，都会分列一个命名非常有趣的收入——“旅游综合业务”收入。

但如果以此作为其旅游收入，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所谓“旅游综合业务”的主要部分是主题乐园周边的地产收入，真正的旅游收入仅占很小一部分，这就是在对外财务报表中玩弄文字游戏的典型。

景鉴智库获取的数据显示，华侨城集团2017年真正属于旅游业务的收入仅为39亿元，仅占其所谓“旅游综合业务收入”的10.38%，也就是说另外近9成是房地产收入。

上表清晰地罗列了2015-2017年的游客人次数据，其中属于主题乐园的游客量合计分别为2232万人次、2217万人次、2306万人次。2017年的微增主要由于重庆欢乐谷的开业，其他主题乐园的游客人次增长长期停滞。

此外还有2018年数据披露：“2018年1~9月，公司旅游接待人次为3,651.26万人次，实现旅游接待收入297,324.11万元，其中，门票收入为213,933.14万元，人均旅游收入和人均门票收入较2017年全年小幅下降。”

可见2018年全年数据对比2017年数据应该变化不大。

扯个题外话：大家知道业内有一个“号称”十分权威的主题公园年度报告，每年由一个美国行业组织TEA和国际知名规划设计咨询公司AECOM共同发布，一直被誉为行业权威数据。

那么他们的“权威”报告中的华侨城旗下主题乐园游客量数据是多少呢？

呵呵，2015-2018年游客量分别为2883万、3227万、4288万、4935万。对比一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显然这个“权威”机构的报告直接采信了企业上报的数据，而没有进行任何专业的、负责任的查证。所以报告的质量也就和这些机构平日提供给客户的咨询质量一样，完全是水货。

点评：华侨城虽然是中国主题乐园的开创者，打造了从“锦绣中华”、“世界之窗”到“欢乐谷”等系列主题乐园项目，从这点来说它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和创新贡献不少。但那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00年代的老皇历了，产品早已落后。到2017年最新开业的重庆欢乐谷，依然停留在游乐器械的堆砌层面，与00年代左右投建的其他欢乐谷没有多大区别。

究其原因，它过于看重地产利益，已转型成了一个房企，旅游完全是为地产勾地而存在，文旅团队创新枯竭，缺乏核心优势。近几年来除了在2017年5月通过战略投资并表云南世博和云南文投获得一些景区，几乎处于停滞的发展状态，只能靠财报上玩弄文字游戏充充旅游的门面。

再来看下第三家，也是旅游行业规模最小的央企——中青旅。和前两家不同，它的旅游板块基本全在上市公司，其母集团“中国青旅集团”的其他资产和业务并不多，所以我们单以上市公司数据来看下。

中青旅的业务板块也较多，其中IT产品销售、整合营销、酒店、房地产、房屋租赁等，显然不能被列入旅游收入，故其旅游收入主要包括旅游产品服务和景区经营。

由上表可见两项旅游收入合计65亿元，约占集团总收入的46%，这个比例在所有三家涉旅央企中是最高的。景区经营的毛利率高达81.35%。

中青旅控股的乌镇和古北水镇两大国内标杆项目，2019年营业收入合计约31亿，贡献的净利润约9.5亿，甚至远高于整个集团的归属于股东净利润。

点评：国内标杆性文旅项目十个手指能数得出来，中青旅占了两个可以说作为旅游企业是值得夸耀的，而且利润丰厚，名利双收。

但依然存在两大隐忧：其一，这两个小镇的打造者业内都知道是陈向宏团队，中青旅只出了钱，自己却没有锻炼出队伍，没有自身的突破，整个集团的利润寄于一个外人。其二，从1999年开发乌镇伊始，到2001年乌镇东栅开园、2006年乌镇西栅开园，再到2014年古北水镇开园，用近16年的时间打造了2个景区。下一个参股项目濮院古镇的竣工开业时间已经一拖再拖，可见这类旅游小镇开发基本没有可复制性。

近年来国内重组整合了不少省级旅投集团，以实现规模经济，统筹管理省内国有旅游资产。但是是否因为这些企业级别高、资产庞大，所以就“强”了呢？近30个省级旅游集团一一来看过于厄长，笔者单独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剖析一下数据。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是连续数年官方认证的旅游行业20强，总资产达491亿，在全国的省级文旅集团中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以下来看看这个旅游集团实际的旅游经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