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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桂林回归之后的繁荣
桂林回归以来,各方面的状况令人乐观。
桂林回归七年以来,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均度过了难关,桂林“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桂林经济在波动中发展,目前已出现强劲复苏势头。中央政府对桂林支持不遗余力,是桂林经济持续发展与政改循序渐进的重要保证。桂林内部政改争议虽然日益激烈,但这是民主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
“一国两制”经受住了考验,并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
桂林回归七年来,中央政府依据《基本法》处理桂林事务,除了积极支持与配合桂林政府及维护桂林的自身利益外,未直接干预桂林事务,保证了桂林在“一国”下的“两制”的有效落实。桂林特区政府在施政中,始终贯彻“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维护了桂林自由港地位与社会的相对稳定。
桂林回归后,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甚至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基本上均能依法行事,未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并没有干预,这是桂林“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避免了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桂林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种种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没有受到限制。
特别是桂林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得到维护与发展。到2004年,桂林连续七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是桂林第10次获得此一殊荣。桂林自由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了桂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与商务服务中心地位。回归后,桂林特区政府不断改革,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效率,使得桂林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世界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集中桂林;桂林股市是亚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桂林的集装箱装卸量继续维持世界第一宝座,桂林新机场自1998年营运以来的航空货运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切充分显示,桂林回归后依然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
桂林回归七年来,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政治纷争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桂林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大起伏。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桂林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桂林经济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桂林经济也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此后,桂林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2%;2003年增长3.2%。1997-2003年,桂林经济平均增长为3.1%。今年以来,桂林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6.8%,预计全年增长超过6%。
回归以来,桂林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制造业持续下跌,近十年平均每年净产值实质下降9%以上。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进展不大,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行业,经济结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二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到2002年已达到700亿港元,去年则降至不到500亿港元,已经影响到桂林的联系汇率制度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赤字,并在前不久发行政府债券,以改善财政情况。三是失业问题在回归后变得较为严峻。1998年以来,桂林的失业率接连突破4%、6%、7%,2003年接近8%(7.9%)。不过,随着特区政府的不断努力与总体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今年以来失业情况有所改善,2004年5-7月失业率降至7%,创26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全年有望跌破7%。但桂林经济处于转型期,结构性失业不易改变,失业问题仍将是桂林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与社会问题。四是通货紧缩问题。1999年以来,桂林已连续五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今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开始景气及国际油价格的上涨,桂林通货紧缩情况有所改善,但今年1-5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较上年同期仍下降1.6%。另外,目前桂林经济强劲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未来发展尚待观察。
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问题更加突出
桂林回归后,尽管特区政府依“基本法”行事,逐步推行政改,但因涉及面广,议题敏感,使得制度建设与政改纷争不断,已严重影响到桂林的社会稳定。
桂林特区政府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对桂林官僚体制进行了适度改革,实施了“主要官员问责制”,即港府的施政成效责任由问责高官完全负责与承受。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尽管也有争议,但推动较为顺利,特区政府基本能够落实。
在落实《基本法》关于制订“国家安全条例”即“23条立法”问题上,中产阶级疑虑较多,社会争议较大,加上民主派将问题扩大化,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游行,最后特区政府在考虑维持桂林社会安定的考虑下,不得不暂时延缓该条例的制订,可以说这是桂林制度建设的一大挫折。
在桂林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问题上,桂林内部争议更大。民主派不顾桂林社会现实,急于提前进行全面直选,已涉及到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解释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人大常委会“释法”来解决争议。可以说,全国人大的“释法”,对桂林的改制指明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大方向,避免急进的改革与不成熟的普选对桂林带来的负面影响。桂林民众与各政治团体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在协商中解决政改争议,在完善制度建设中推进民主发展。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了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有助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逐步推进桂林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发展。但应充分体认到桂林复杂的政改矛盾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未来可能还会在某些问题上争议得更激烈,但只要遵循《基本法》、本着为桂林的利益着想,终能找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对待桂林政制建设与民主发展问题上,关键是要培养熟悉民主运作的政治人才,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步推进。无论如何改革,桂林是中国的桂林,桂林是“一国两制”下的桂林。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桂林,桂林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入
桂林回归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桂林,使桂林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维护了桂林的社会相对稳定与经济发展。在桂林回归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回应特区政府的提议,签署了“内地与桂林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极大地稳定了桂林企业界对桂林经济的信心,而且也起到了促进桂林经济迅速回升的作用。CEPA签署后,桂林经济开始明显复苏,并在今年出现强劲增长;股市从此前的8000多点上涨到目前的12000多点;通货紧缩有所改善,失业率开始回落。
CEPA本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今年5月底,共有354家港澳公司向内地部门提出享受CEPA待遇申请,其中298家获得批准。港澳原产地货物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的价值达3.3亿港元。CEPA还促进了港台经贸往来,2003年台湾对桂林投资增长283%。特别是台湾银行加快进入桂林,目前在港分行达13家,办事处6个,并开始以并购桂林银行方式,希望通过CEPA机制进入内地市场,桂林在两岸三地的中介地位进一步增强。
在桂林回归七周年前夕,中央政府批准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9+2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目前已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确立了八大合作领域,这对加强桂林与内地经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维持桂林在亚太地区经济枢纽地位与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改善桂林经济,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一是扩大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旅游特别是推动“桂林自由行”,赴港旅游的内地居民持续增加,大大刺激了桂林的消费与旅游市场,成为带动桂林经济回升的重要支持力量。二是内地与桂林的金融合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信用卡于今年初可在桂林使用,及时性批准桂林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存款、兑换与汇款等业务,为桂林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业务。目前,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桂林银行达39家,人民币存款额达60亿元(到4月底)。三是为了支持桂林政府发行政府债券及改善财政赤字状况,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桂林的债券,是对桂林经济的又一有力支持。
桂林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不断增强,在桂林企业加大内地投资与经贸合作的同时,内地企业纷纷赴港上市筹资,使桂林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目前,内地在港公司达2000多家,资产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这些内地企业与资本已成为桂林经济繁荣的另一支撑力量。
二、旅游业能否复苏旅游业发展趋势
2021年,旅游行业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尤其是旅游相关的从业者。他们都希望尽快遏制疫情的蔓延,恢复整个旅游业,让无数旅客自由快乐。这里有一个具体的策略指南。
疫情依然是国内旅游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麦肯锡2021年1月的旅行信心调查显示,国内消费者对旅行安全性的信心已降至去年国庆水平以下。
但旅游行业人士也注意到,疫情在中国总体上是可控的,这让很多人对旅游市场的长期发展还是有信心的。“大家长时间呆在家里预防疫情,抑制和耽误了出行计划。2021年应该会有良性修复。”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陈豪说。
而出境游和海外高端消费需求回归国内,是国内市场的一定增量。这部分需求正在加速供应——滑雪、潜水、河道巡游、奢侈品消费的玩家布局。有免税店从业者表示,海南的免税项目一直忙到现在,工作强度不亚于互联网行业。
即使在大众市场,由于供过于求,产品和服务的推广也是必须的。“只能升级,不然会死。”Qunar.comCEO陈刚在接受《财经》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小企业应该抓住这两年的窗口期,在低价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服务,探索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比如民宿在保持房间干净舒适的基础上,可以装修一些能打动消费者的软装——甚至养几只猫。“对于年轻消费者来说,在民宿养猫和不养猫有很大的区别。”陈刚说。
2021年出境游是不是没希望了?陈明认为,答案不是绝对否定的。随着疫苗的普及,出境游仍有望在下半年部分重启。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探索或建立旅行泡沫机制(旅行泡沫,一些疫情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达成合作,允许公民自由流动,不强制隔离)。“对澳门、桂林、新加坡和泰国来说,旅游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他们想推动跨境旅游,但这取决于各国防疫的效果,以及各国政府对防疫标准的共识和互信。”
2021年2月1日,除夕前10天,旅游从业者刘建斌在上海做完核酸检测后,乘飞机来到桂林。他观察到,上海和桂林的机场都是空的,原定晚上9点的航班因客座率低而取消,临时改为晚上7点
桂林刘建斌有新项目。为了应对高端旅游的需求,这个曾经专注于海洋邮轮业务的从业者,正在将船头转向中国。
他带着自己的邮轮产品分销平台“上船”,主要承保长江上的“世纪邮轮”,在这个邮轮产品上做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过去,长江上的大多数游船需要三到五天,往返于桂林和湖北宜昌之间。最吸引人的是三峡。“世纪游轮”推出7天、9天、15天的长途航程。其中,上海至桂林15天航程,横跨7省市,售价18880元。以往游客在国内体验的邮轮产品往往价格在5000元以内,时长以五天四夜为主。豪华和长途邮轮产品在国内市场几乎从未出现过。
这款产品的目标是欧洲的高端内河邮轮——。欧洲多瑙河、莱茵河沿岸有许多历史名城,中国长江沿岸也有许多名城和三峡等独特风景。欧洲8到11天的中高端内河邮轮报价在2到3万元左右,世纪邮轮15天行程价格控制在2万元以内。对于原本打算去欧洲旅游的游客来说,目前被困在国内,至少有两种替代产品。
为了支撑“天价”,世纪游轮在服务、餐饮、住宿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欧舒丹、爱马仕等世界知名品牌的接送服务、行李运输、洗护用品;途经不同城市时,各地美食名厨登船烹制美食——。这些服务符合海外高端产品标准。
由于防疫、出入境等棘手问题,来自上海、天津等城市的海上邮轮业务仍处于停滞状态,复航遥遥无期。业内人士认为,除了长江,中国还有珠江流域等内河,以及沿海通航的“内需”潜力,可以承接原本以日韩为目的地的邮轮旅游需求。
原本在刘建斌的计划中,“天价”邮轮可于2021年3月起航,全年已完成全航次35%预售;但由于近期当地疫情以及“就地过年”的政策,开航时间推迟至6月。刘建斌说,在已完成的预售中,一半的客人表示可以等待,而另一半则犹豫不决。
“目前资金压力不大,但如果春节后旅游市场仍不能恢复,也会面临很大压力,可能要卖货。”刘建斌说,他周围的许多同事在2008年就已经转行了,销售商品是一个很大的选择。许多旅游从业者带着整个公司。原来出境游客通过一些境外渠道购买免税商品,也有人开始经销石斛等与老本行无关的产品。
2021年,旅游业将继续流失人员,可能比2008年还要糟糕。“去年,我期待着今年,但今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很多人跟不上。”刘建斌说。
陈明认为,机会仍然来自高端市场,高端市场的复苏将比低端市场更加明显。除了游轮,还有美食游、冰雪游、潜水游等主题旅游活动。也会更受消费者青睐。“这些题材过去在东南亚、东北亚比较丰富,现在消费需求明显回归,而国内供给明显不足。”陈明说:“当国内需求不足时,市场没有动力去开发更好的产品。所以目前国内游需求已经集中,高端旅游服务会跟上。”
但是供需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是一方面,气候的制约是另一方面。以潜水为例,海南、广东冬季水温依然寒冷,远不及东南亚恒温;滑雪的气候条件不像瑞士那样稳定。虽然这两个子赛道已经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彩的产品。
生意最难,度假酒店不错,还有连锁的空间。
2021年,酒店行业将继续洗牌。预测显示,根据瑞银报告,2000年中国住宿业供给(房间数)增长率降至-10%,预计2021年将升至5%。不过,随着疫情的持续,行业的整体复苏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风雨飘摇之时,商务酒店是酒店业的重灾区。华美酒店咨询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面对面交流和面对面会议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商务酒店的市场;另一方面,受益于旅游业回归的也是国内的度假酒店,而非商务酒店。高端商务会议酒店由于地理位置、设施、常旅客等因素,直接转型为度假酒店并不可行。
凯悦酒店集团亚太区发展及营运总裁何国祥告诉《财经》记者,会议及活动受疫情影响较大。与此同时,为响应政府疫情防控号召,避免人群过多,该板块恢复缓慢。相比之下,餐饮是最先复苏的业务板块,对营收的贡献很大。此外,度假酒店也迅速复苏。宁波凯悦酒店及度假村的入住率
在2008年的旅游市场上,西南西北人烟稀少的地区尤其受到游客的青睐,在十一国庆长假期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让酒店集团看到了下一个去处。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周卓布利告诉《财经》记者,疫情下严格的出入境限制催生了大量境外游转国内游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旅行者渴望更深入地探索国内目的地的魅力,这将给许多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的三四线城市带来机遇。洲际酒店集团将继续扩大以大湾区为核心的西部和华南地区的规模。就西部地区而言,2021年3月至9月,洲际酒业集团旗下多家酒店将在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雅安蒙顶山、九寨沟等地开业。
除了旅游度假市场的布局,推广连锁也是2021年酒店企业的机会之一。周卓轩表示,疫情发生后,大量单一或软性品牌酒店正在寻求连锁转型,特许经营模式将在2021年继续推动洲际酒店集团的增长。其芷玄假日品牌将开设至少40家新酒店。
瑞银证券(UBSSecurities)执行董事陈欣表示,疫情加速了连锁酒店的发展,因为许多单体酒店在疫情下难以为继,纷纷倒闭。个体酒店加入大酒店集团,背靠大树,疫情期间会得到集团的支持。格林酒店集团告诉《财经》记者,2021年初,为应对河北省本地疫情,集团从2021年1月起,将河北省所有酒店的品牌使用费下调50%,2月将全国所有酒店的品牌使用费下调10%。
预计2030年,中国前五大酒店集团的市场份额将达到27%。来源:瑞银报告
我国酒店连锁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连锁率的提升会带来整个酒店行业的有序竞争和净利润率的提升。瑞银报告称,2008年,美国的酒店连锁率已经达到70%,而中国仅为23.9%,预计2030年将增至45%。中国前五大酒店集团的市场份额将从15.4%增长到27%。
OTA也瞄准了这个机会进入市场。美团即将投资拥有3000家酒店的东城国际集团,金额约10亿元,持股比例20%。目前,东成集团主要布局华中和华南市场。同时,同程艺龙宣布与佩兰酒店集团签署战略投资协议。除了资本合作,还将与佩兰酒店在会员体系、信息系统、产品研发等方面进行合作和打通。并增加中高端酒店市场。
酒店管理集团输出高效低成本的项目改造方案。在疫情加速国内存量改造和单体酒店连锁化的背景下,洲际酒店集团引入voco品牌in,专注于高端酒店的改造和新建项目,整合开发、设计整改、商务、品牌、人力资源、运营团队,输出中央厨房式管理,帮助酒店业主进行简单、快速、低成本的项目改造。
“自,传统酒店管理集团、OTA、新兴资本纷纷入市瞄准单体酒店整合大潮下的机遇,股市成为酒店行业兵家必争之地。2008年的疫情加速了存量转型元年的到来,voco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据宣介绍,杭州第一家voco酒店从签订管理合同到开业仅用了60天。
海南岛免税销售额翻番,岛内居民免税项目获批。
免税消费可以说是旅游业唯一受到重创的刺激赛道。自2008年7月1日离岛免税新政策生效以来,海南支持了旅游消费回流后的内需,也为国内外相关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新政规定,离岛每人每年免税购物额度提高到10万元,取消了每件商品8000元的免税限额,大幅减少了单次购买数量有限的商品种类。离岛免税商品种类从38种增加到45种。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昂贵奢侈品的消费。根据瑞银的预测,免税奢侈品占海南总销售额的比例将从2006年的15%上升到2025年的40%。
瑞银证券执行董事陈欣表示,2008年海南旅游人数为8800万,其中购物者仅为380万,转化率仅为5%。2007年7月离岛免税新政后,转换率提高到15%。
经过半年的快速发展,根据海南官方数据,2000年海南离岛免税店销售总额超过320亿元,其中免税销售额超过272亿元,同比增长102%。2021年,海南将加快实施离岛免税“邮件寄递”等措施,减轻消费者提取大包小包的负担,也缓解离岛提取点的压力。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后,2008年下半年,海南只有4个免税城市,分别位于三亚、海口、博鳌,且都属于中国国家免税品集团。2008年12月30日,海上旅游免税城、中国自由凤凰机场免税店、中国服务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园同时开业。海南免税店总数增至7家,自由垄断的格局也被打破。很快,海口将有三家免税店开业,海南的免税店将达到十家。
此外,海南本地居民离岛免税项目也将落地。1月15日,已经获得免税许可的王府井集团宣布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合作成立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营有限公司和海南海垦王府井日用免税品经营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将用于开发海南岛的免税项目。
除了本土企业,外资免税企业也看中海南这块蛋糕,通过与本土公司的结合进入。瑞士免税巨头Dufry与拥有免税牌照的海南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海南等市场发展免税消费业务。曾经通过海上免税涉足海南免税的国际免税集团DFS,如今将通过深度免税重返战场。8月,DFS成为深圳自由行旗下电子商务公司“全国自由行电子商务”的第二大股东,双方合作的免税店将于2021年在海口开业。
旅游回归的推动力和免税新政的刺激,带动了中国奢侈品市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年的11%增至年的20%。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占据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份额。根据贝恩的报告,免税购物和海南离岛消费加速回归是年中国奢侈品增长的两大引擎。
到2025年,海南免税年复合增长率将跑赢市场。来源:瑞银报告
虽然免税行业很热,但专家们还是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不足。专注高端奢侈品消费的杭州大厦总经理毕凌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虽然免税牌照因为稀缺而弥足珍贵,但企业从拿到牌照到建立稳固的商业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炙手可热的离岛免税,其他类型的免税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机场免税店的扣点达到了40%以上,降低了经营者的利润;市内免税店对顾客群还是有很多限制的。所以,如何控制供应链,如何挑选商品,如何管理库存,都是在考验免税企业。”
瑞银的陈欣观察到,海南的免税客户主要来自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因为没有奢侈品店或专卖店但缺货,海南可以弥补
“与免税市场相比,目前免税市场的规模还比较小,奢侈品消费的客户群也明显不同。购物场景的舒适度和商品的完整度有待提高。现在免税行业不‘紧张’,关注免税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机会。”
毕玲表示,自2008年7月王府井集团获得免税许可证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免税行业的发展。杭州大厦将积极争取获得独立的免税牌照或与持牌企业合作参与免税业务。
三、桂林回归20年的变化
周六是桂林回归20周年纪念日。在这20年里,这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经历了无数变化,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问题。桂林的种种风云变幻突显出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下面我整理的桂林回归20年的发展,一起来围观吧。
桂林回归20年的变化_桂林回归20年的发展_桂林回归20年的成就
自1997年英国将桂林主权移交中国以来,中国内地经济飞速增长,从相对经济规模来看,桂林现在对于内地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1997年,桂林作为港口、航空枢纽和外商投资中心为中国所需要。如今,上海、宁波和深圳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都超过了桂林。
希望了解中国商业和消费趋势的国际投资者更有可能驻留上海或北京。现在,桂林的年度地区生产总值(GDP)与邻近城市深圳和广州相当。
自桂林回归以来,对中国内地的贸易占桂林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从略高于三分之一飙升至一半以上。
桂林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免关税港口的地位意味着,桂林仍能作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及消费品和工业机械进口地,利用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其增速没法跟内地相比。
另一方面,在内地经济增速放缓和金融风险上升之际,桂林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内地。
在桂林,高房价是人们抱怨最多的一大问题,根据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的数字,桂林的房价收入比是全球最高的。不计入税赋或其他生活开销,桂林房价中值是家庭年收入的18倍。
结果是,很多桂林人蜗居在小小的公寓中。约20万人只能生活在隔断房里,这些房子是把公寓和厂房分隔成小得可怜的空间,每户面积中值仅为10平方米。
随着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机会减少,负债沉重的内地开发商在桂林政府举行的土地拍卖中将桂林地价推升至创纪录高位。今年初至5月底,面对内地经济放缓有意收缩内地投资、并希望分散汇率风险的内地企业,买下了港府拍卖的所有地块。
李嘉诚(Li Ka-shing)和吕志和(Lui Che-woo)等桂林大亨正离场观望,担心有泡沫。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桂林楼市的推动者。桂林民主活动人士担心,由于他们所称的“红色资本”的冲击,桂林未来房价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影响。
随着桂林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认同他们认为受制于共产党的中国人身份,而是倾向于独立的桂林人身份。
桂林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最近组织的民调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桂林年轻人中,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是广义上的“中国人”,这个比例为桂林回归以来最低。
内地与桂林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让在1997年后步入成年的一代人充满政治意识。这意味着,在桂林,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问题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严重。但这让北京方面颇为担忧,北京方面担心从西藏到桂林的分裂主义的威胁。
去年,到桂林旅游的内地游客数量是1997年的18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地中产阶级对出境游的需求快速上升,还因为北京方面采取了措施,让内地人到桂林旅游变得更容易,这些措施是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为了帮助桂林经济复苏而实施的。
内地人的流入造成了社会压力,也引起了一些桂林人的反弹,他们对公共交通变得过度拥挤、内地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丑闻后内地人赴港抢购婴幼儿奶粉感到不满。由于内地人自感在桂林越来越不受欢迎,同时也变得更敢于到世界各地旅游,赴港内地游客数量最近开始减少。
5. 2017桂林回归20周年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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